那几年我像只没头苍蝇，在各个城市之间乱撞。说是寻找机会，其实不过是年轻气盛，在家待不住罢了。记得最惨的一次是在郑州，钱包被摸了个干净，只剩兜里几枚钢镚儿叮当作响。傍晚站在火车站广场上，看着人流如织，心里头一次发慌。

找了个公用电话亭，搓着手给家里拨电话。听到母亲“喂”的那声，喉咙突然哽住了。“都好？”她问。我说都好，吃得香睡得踏实，项目快谈成了。挂掉电话才发现，那几枚钢镚全喂了电话机，连最便宜的烩面都买不起了。

那晚我在24小时自助银行凑合了一夜。后半夜进来个大爷，裹着军大衣，看见我蜷在角落也不惊讶，反倒从兜里掏出个塑料袋，拿出还温乎的烧饼掰一半给我。“吃吧，”他说，“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，也在外边跑生活。”

我们并排坐在大理石地上，他讲起自己年轻时跑货运的故事。三十年前开大卡，从云南拉香蕉到东北，零下三十度轮胎冻裂，困在荒山里两天两夜。“那时候才知道，人呐，饿极了连方向盘皮套都啃。”他笑得豁牙露风，我却听得鼻子发酸。

天亮时大爷拍拍屁股走人，像阵偶然刮过的暖风。我捏着那半只烧饼突然明白，所谓闯荡不是要走多远，而是在走投无路时，还能看见人心里头的那点光。

后来在昆明摆过摊，在青岛当过潜水教练，在敦煌带过沙漠徒步队。骗过也帮过人，挨过揍也受过恩惠。渐渐学会听各地方言，尝得出不同城市的自来水味儿。最重要的是学会了看人眼睛——慌的、燥的、苦的、善的，都藏在瞳仁最深处。

去年冬天在哈尔滨中央大街，有个小伙子蹲在街边发愁。羽绒服拉链坏了，冷风直往脖子里灌。我掏出随身针线包给他缝上，针脚歪歪扭扭，是在吐鲁番跟维吾尔族大娘学的。他非要请我喝热奶茶，热气氤氲中说起创业失败的经历。

“姐，你说人为什么要这么折腾？”他问。我吹开奶皮笑：“大概是为了有一天能坐在这儿，告诉迷路的人，前头拐弯就有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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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那个郑州的夜晚，有人把烧饼掰成两半。如今我针线包里总多带一截线，茶馆习惯点两杯茶，地图软件永远收藏着各地的救助站地址——不是多么高尚，只是终于懂得，所谓走南闯北，不过是把世人给予的温暖，拆成星火一路播撒。

成长从来不是独自翻山越岭，而是在寒夜里相遇，然后互相点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