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住的这栋老楼隔音不好，隔壁住着一对年轻夫妻。
刚搬来时，我常在深夜被他们的争吵惊醒。女人带着哭腔的控诉，男人沉闷的低吼，摔东西的碎裂声，瓷器撞在墙上，像心碎一样哗啦四散。然后是长久的、死一样的寂静，静得让人心慌。
几次之后，我摸到了规律。他们吵到最激烈时，我就在墙上不轻不重地叩两下。“咚咚”，声音不大，但足够穿透墙壁。这一招通常很有效，那边的战火会像被浇了盆冷水，骤然熄灭。
有一次在楼道遇见，是那个妻子，很瘦，手里提着超市购物袋，勒得指节发白。我朝她点点头，侧身让她先过。她犹豫了一下，低声飞快地说：“谢谢您……还有，对不起，吵到您了。”我摆摆手，没说话，只笑了笑。大家活得都不容易，一点噪音，忍忍就过去了。
一个周六的下午，阳光很好。我又听见隔壁开始吵，这次似乎格外凶。我叹了口气，准备去履行我那“敲墙灭火”的职责。走到墙边，手刚抬起来，却突然顿住了。
我听见了孩子的哭声。
不是一个，是两个。细细的、抽抽噎噎的啜泣，夹在父母的怒骂声中，像受伤的小兽，恐惧又无助。
我的心猛地一揪。那瞬间，我忽然明白了，以前那些骤然降临的寂静，并非全是因为我的“警告”。那对夫妻，他们或许早就默契地划定了一条线——争吵可以，但绝不能惊扰邻居，尤其不能让孩子哭声被外人听见。他们拼命维持着这摇摇欲坠的体面，而我那两声提醒，成了这体面最后也是最脆弱的护栏。
我的手缓缓放下。
我退回客厅，打开电视，把音量调到刚好能盖过隔壁的动静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对着喧闹的屏幕，什么也没看进去。
那之后，我“聋”了。
偶尔在楼道遇见，夫妻俩会朝我投来感激又带着一丝窘迫的眼神。有时，我甚至会主动提高声音对家人说：“咱家这楼隔音是真好啊，住了这么久，邻居家啥动静都听不见。”
上个月，我看见他们在楼下搬家具，一辆小货车等着。男人先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搓搓手走过来。
“大哥，”他声音有些哑，“我们……我们换了个地方住。以前……真是对不住，打扰您那么多回。”
我看着他，很自然地露出恰到好处的惊讶：“搬走了？哎呀，都没听见过你们动静，这楼隔音不错啊！挺好的挺好的，祝你们在新家一切都好。”
女人抱着孩子走过来，眼圈有点红，但脸上是舒展的。她把怀里的小女孩轻轻放下，小声说：“跟伯伯说再见。”
小女孩仰起脸，脆生生地说：“伯伯再见！”
阳光照在她干干净净的小脸上，眼睛里没有一丝阴霾。
那一刻我知道，我这“聋子”，装得值。有些安静，不必打破；有些真相，不必戳穿。在这人世间，谁不是在各种意义上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一些东西，又心照不宣地，共同扮演着聋哑的角色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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