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整理旧物，我从箱底摸出一本硬壳笔记本。黑色封皮已有些斑驳，内页泛黄，翻开来是外公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迹。我从未见过他，母亲说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一辈子都在县文化馆做档案管理员。
我原以为这只是寻常的工作笔记，直到翻到中间，几页被小心粘贴在一起的纸张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上面记录的，不是枯燥的编目信息，而是一桩桩、一件件，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间，我们那个小县城里，一个被称为“贾主任”的人的所作所为。
笔触冷静得近乎残酷。
“十月三日，刘家坳，李卫东因被举报私藏禁书，贾亲自主持批斗，打断其右臂。后查明，举报者实为贾本人，因觊觎李家祖传一方端砚未果。”
“十二月十一日，为完成上级指标，贾将县中学教师张明远定为‘特务’，证据是其有一远房堂兄在台湾。张不堪受辱，于校舍后投井。贾在会上称：‘清除了一个隐藏的毒瘤。’”
“七月六日，知青王慧娟拒绝贾的猥亵，三日后被以‘思想落后，需要再教育’为由，强行取消返城资格，送往最偏远的林场。其母跪求贾，被警卫拖走。”
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，冰冷地罗列。没有情绪宣泄，只有事实。仿佛多写一个字的感慨，都是对记录本身的亵渎。
翻到最后一页，粘贴的纸张尽头，是外公写下的一段话，字迹略显颤抖：
“这些，只是我能核实到的极小一部分。他的罪，擢发难数。我人微言轻，无力对抗。唯能以此方式，录其恶行。相信历史终会审判，相信总有一天，会有人看到。纸或许会泛黄，但墨迹不会消失。”
我合上笔记本，双手抑制不住地颤抖。窗外阳光炽烈，我却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。那个我只在照片上见过的、温和瘦削的外公，是以怎样的心情，在无数个深夜，就着台灯，冒着巨大的风险，一笔一划地铭刻下这些罪愆？
我忽然明白了母亲偶尔提及的片段——为何外公晚年总喜欢独自望着远方发呆；为何他临终前反复念叨“要相信”。
他记录的，是一个时代的疮疤，是一个人的无尽罪恶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、关于良知和信念的遗嘱。
我拿起手机，拨通了一位在省报社做记者的朋友的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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