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下午我翻旧报纸，在副刊角落看到一则奇闻：城南老宅的槐树每逢雨夜，树下会浮现发光的环形图案。署名是“一位困惑的居民”，日期是1998年7月。我嗤笑一声，心想又是那种博眼球的都市传说。
可第三天我恰巧路过城南。鬼使神差地，我拐进了那条青石板巷子。
老槐树确实存在，虬枝盘错如鬼爪。树下坐着个抽旱烟的老汉，皱纹深得能夹住纸片。“您听说过这树的事儿吗？”我问。他吐烟圈，眼皮不抬：“信就有，不信就无。”
这模棱两可的话反倒勾起了我的好奇。我开始每周走访，记录天气、月光角度甚至土壤湿度。邻居们有的说那是战争年代埋宝的标记，有的说是小孩恶作剧的荧光涂料。最离谱的说法是树成了精，光圈是它的呼吸。
直到某个闷热的雨夜，我带着数码相机蹲守在槐树下。雨水顺着脖颈流进衣领，相机镜头模糊不清。将近子夜，地面突然泛起微弱的绿光——真有个直径一尺的光圈幽幽闪烁！我连按快门，心跳如鼓。
照片洗出来却只有一团模糊绿晕。没人相信我的发现。当我把照片递给巷口卖豆浆的妇人看时，她指着豆浆锅：“你这光晕还没我煮豆浆时的蒸汽明显呢！”
那个抽旱烟的老汉突然主动找我。他递来一张发黄的相片：几个戴红袖章的青年正围着槐树挖坑，树下埋着个铁皮盒。“1967年埋的，”他说，“里面是我初恋的来信。她后来去了香港。我涂了夜光粉在树根做记号，怕老了找不着。”他苦笑，“后来她没回来，我也懒得挖了。雨夜积水，盒子缝隙的荧光粉遇水反光而已。”
我怔在原地。所有神秘传说，剥开后不过是个人类情感的残骸。
三个月后香港回归一周年，城南拆迁通知贴满了巷子。最后一次去时，老汉正在槐树下挖东西。铁盒锈蚀得厉害，里面信纸已朽成纸泥，唯有一只琥珀发卡仍闪着微光。
他捏着发卡喃喃：“原来她没骗我，真留了东西等我。”
我忽然明白，真相从来不是非黑即白。人们半信半疑探索的，或许只是让自己相信的借口。那棵老槐树最终被砍倒时，断面露出一圈荧光绿的痕迹——像一道永不愈合的年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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