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整理旧物，我从箱底翻出一本硬皮笔记本。深蓝色的封面已经磨损泛白，内页的纸张也微微发黄。翻开第一页，上面是爷爷工整的字迹：“合作无界，创新无疆——1985年于深圳。”
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那是爷爷退休前参与的最后一个大项目，他总爱在夏夜的院子里，摇着蒲扇给我讲那段往事。
八十年代中期，爷爷所在的机床厂接到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——为即将投产的汽车厂制造一条自动化生产线。当时国内技术落后，厂里连数控机床都没几台，更别说整条自动化生产线了。
“那怎么办？”我小时候总是这样问。
爷爷的眼睛会突然亮起来：“我们走了条没人走过的路。”
他所在的六人技术小组被派往深圳，与来自德国、日本和香港的工程师组成联合团队。起初，沟通都是问题。德国工程师严谨到刻板，日本专家礼貌却保守，香港同行虽然语言相通但理念迥异。爷爷说最初两周，会议室的空气都是凝固的。
转机来自一个周六的下午。德国工程师汉斯在调试时不小心弄坏了关键部件，所有人都慌了。就在这紧张时刻，香港工程师阿陈突然说：“我表哥在东莞开模具厂，说不定能帮忙。”
于是，三辆面包车冒着暴雨驶向东莞。在那家简陋的乡镇工厂里，老师傅看着图纸，摇摇头又点点头，最后用土办法加洋设备，竟然在通宵加班后做出了替代零件。
“那个雨夜，所有人都挤在满是油污的车间里，德国人递扳手，日本人打手电，香港师傅做翻译，内地老师傅操作机床。”爷爷每次说到这里，声音都会变得柔软，“当新零件安装到位，机器重新运转时，不知谁先鼓的掌，然后所有人都笑了。”
从那以后，隔阂被打破了。德国团队分享了精密仪器的技术标准，日本专家破例允许中方人员学习他们的质量控制流程，香港同行则成了东西方技术语言的翻译桥梁。而爷爷他们，则将内地工业的实际需求和适应性经验融入设计。
半年后，生产线成功投产，比原计划提前了两个月。这条生产线至今仍在服役，经过多次升级改造，成为业内公认的“长寿生产线”。
合上笔记本，我走到窗前。今天，我所在的新能源研发团队正与来自六个国家的专家进行视频会议。屏幕上，不同肤色的面孔正在讨论着一个跨国合作项目。
我忽然理解了爷爷那句话：“真正的合作不分畛域，不是因为技术或标准，而是因为人们终于明白，任何界限都是人为的。当你为同一个目标努力时，国界、语言、文化的差异都会消融在共同的追求中。”
窗外阳光正好，一如三十五年前那个雨过天晴的早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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