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街拐角那家旧书店，总是午后三点准时亮起一盏昏黄的灯。我习惯坐在对面的咖啡馆靠窗位置，看着斑驳的光线穿过梧桐叶，落在书店那扇总是不肯完全关好的木门上。店主是个六十岁上下的男人，总穿着洗得发白的棉麻衬衫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用胶布缠住腿的眼镜。他每天只做三件事：擦拭书架上的灰尘，给窗台那盆叫不出名字的绿植浇水，以及坐在柜台后面读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厚书。
梅雨季节的周三，店里来了个年轻人。他淋得半湿，帆布鞋在门口地毯上留下深色的脚印，却在门槛前犹豫了很久。最后是店主头也不抬地说了声“进来吧，门不用关”，他才侧身挤进那道缝隙。年轻人手指划过书脊时的神态很特别——不是浏览，而是在确认什么。第四排书架最底层，他抽出一本棕皮旧书时，呼吸明显顿了一下。
付钱时，年轻人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零钱，硬币在玻璃柜台上叮当作响。店主却推开他的手，用一块麂皮布慢慢擦着书封上的水渍：“这书不卖。”两人的对话被一辆呼啸而过的摩托车碾碎，我只看见年轻人突然攥紧的拳头和发白的指节。最终那本书被重新塞回架子上原来的位置，年轻人空着手推门而出，檐下的风铃碎碎地响了一阵。
之后连续七天，年轻人都会在三点十分出现。他不进店，就站在对面邮局的屋檐下，望着书店的方向。雨伞尖滴落的水珠在脚边聚成小小的水洼，倒映着他模糊的脸。第八天放晴，店主突然在门口挂上“休息中”的木牌，抱着那盆绿植推门而出。他径直走过街道，将花盆放在年轻人面前。泥点溅上两人的裤脚，像某种神秘的仪式。
“他要的不是书，”我捏着冷掉的咖啡杯柄，忽然对添水的服务生说，“是夹在书里的东西。”服务生茫然地看了看空无一人的街道，而我已经放下钞票起身。
最后一天路过时，书店照常亮着灯。只是第四排书架底层永远空了一格，而窗台上的陶土花盆里，冒出了一株嫩绿的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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