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十七分，雨点敲打窗玻璃的声音把我弄醒了。身侧是空的，冰冷的棉布枕套上压着一枚小小的银质打火机。
我认得它，是陈川的。边缘有些磕痕，是他有次在青城山路边的碎石滩上不小心摔的。他说这叫岁月的印记，我当时还笑他矫情。
可它就那么压着，像一枚冰冷的判决书。
屋子里太静了，静得能听见自己血液冲刷耳膜的轰鸣声。我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下床，赤脚踩过木地板，挨个推开家里的每一扇门。卫生间没有氤氲的水汽，书房没有亮着的屏幕，厨房的水龙头关得紧紧的。
玄关那里，他常穿的那双灰色麂皮软底鞋不见了。
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慢慢地滑坐到地上。手机里和他的最后一条信息停留在昨天下午，我问他晚上想喝番茄牛腩汤吗？他回：好，多放点胡椒粉。
那条“好”字，此刻像针一样扎着我的视网膜。
没有争吵，没有预兆，甚至昨晚的汤他喝了两碗，还笑着抢走了我碗里最大的一块牛腩。我们窝在沙发里看一部老掉牙的喜剧片，他下巴抵在我发顶，笑得胸腔震动。一切如常，寻常得如同过往一千多个日夜。
可他就是走了。
用这种最安静、最彻底的方式。留下一枚打火机，像在说“我来过，我走了”，连一个问号都吝啬给我。
后来那几天，我像个强迫症患者，反复检查家里是否还少了别的东西。牙刷还在，毛巾还在，他看到一半夹着书店小票当书签的《斯通纳》还在衣柜里那件我送他的、他嫌太正式只穿过一次的衬衫也还在。
他几乎什么也没带走，除了他自己。
这比一场轰轰烈烈的背叛更让人窒息。如果他有新的奔赴，总该有蛛丝马迹，我会愤怒，会不甘，至少有情绪可以宣泄。但他没有。他只是像水蒸气一样，在日常生活的最高温里，“噗”一声，蒸发得无影无踪。
我甚至没有办法去恨他。我只能对着那枚冰冷的打火机，反复咀嚼我们之间最后那段看似完美的日常，是不是每一句“好”，每一次笑，都早已被他暗中标好了离别的价码。
直到一个月后，我在那本《斯通纳》里，翻到了那张当书签用的书店小票。
翻过来，背面有一行极淡的铅笔字，几乎要被印刷的墨迹吞没，那是我从未见过的，陈川的笔迹：
「我害怕有一天，你会像她一样，看着我说‘你真是乏味’。不如让我先走。」
我愣在原地，忽然想起很久以前一个昏昏欲睡的午后，他含糊地对我讲过一个关于童年被母亲抛弃在游乐场的梦。我当时太困了，只是拍了拍他的背，嘟囔着说“梦都是假的”。
他那时沉默了很久，最终只是很轻很轻地，回了一个字。
“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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