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开头从老书店的晨光写起，像拉家常一样自然切入）
巷口那棵老梧桐刚抽新芽时，张叔的“拾光书斋”又飘出了旧书的油墨香。我放学常拐进去蹭坐，张叔总把搪瓷缸推过来——温的大麦茶，杯沿沾着点茶渍，像他手上的老茧，是日子磨出来的印子。
书斋不大，却挤着三代人的记忆：墙根堆着爷爷辈的《红旗谱》，靠窗矮柜摆着我们的漫画书，中间长桌永远有老人凑着老花镜读报。张叔守了快四十年，没涨过价，借漫画还不用押金，只说“看完擦干净，别折角”。
变故是贴在梧桐树上的那张纸来的——“旧街区改造，限期一周搬空”。我那天看见张叔摘了纸，没揉，叠得整整齐齐压在柜台最里面，然后拿起抹布，擦那本封皮磨白的《新华字典》，擦了一下午，手指都磨红了。
第二天拆迁队的人就来了，穿蓝色工装，嗓门亮得像喇叭：“张老头！赶紧搬，给的补偿够你养老了！”张叔没抬头，把刚整理好的一摞散文摆上书架，指了指墙上的“营业时间”——早八点到晚六点，字是他用毛笔写的，墨汁都渗进了木头里。
工装男急了，伸手要扯书架上的书，刚碰到书脊，张叔突然站了起来。他比工装男矮半个头，肩膀却挺得很直，没说话，只是盯着那只手。工装男愣了愣，手缩回去了，骂了句“老顽固”，摔门走了。
那天下午，李阿姨端着韭菜饺子来了，往柜台上一放，也没说啥，就帮张叔理书；王大爷拎着马扎坐门口，抽着旱烟，也不跟拆迁队的人搭话；连巷口卖糖人的陈叔，都把糖摊挪到了书斋门口，说“闻闻书香味，糖都甜些”。
后来几天，拆迁队天天来，张叔天天不说话。有人送合同，他翻了翻，放回桌上；有人拍桌子喊“再拖就强拆了”，他只是给旁边看书的小孩递了杯温水；甚至有一次，拆房的挖掘机都开到巷口了，张叔还是坐在柜台后，擦那本《新华字典》，阳光从窗缝钻进来，照得字典上的字亮闪闪的。
慢慢来书斋的人越来越多，不是闹事，就是来“坐一坐”。有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说小时候在这借过《小王子》；有退休的老师，说当年在这给学生买过辅导书；甚至有外地来的游客，跟着导航找过来，说“听说这有个不说话的书店”。大家都不喊口号，只是翻书、喝茶、帮张叔理理乱了的书脊，挖掘机停在巷口，竟没人敢往前开一步。
一周后，拆迁办的主任来了，穿西装，手里拿着个文件袋。他走到张叔面前，张叔还是没说话，只是抬头看他。主任叹了口气，把文件递过去：“张叔，上面研究了，这书斋是老街区的根，暂时不拆了，先保留着。”
张叔接过文件，没看，放在柜台底下——和那张拆迁通知叠在了一起。然后他拿起抹布，又擦起那本《新华字典》，这次擦得很慢，嘴角翘了翘，像笑了，又像没笑。
我后来才懂，这就是张叔的不赞一辞的无声抗议。没有嘶吼，没有标语，只有每天准时亮的灯，翻书时沙沙的响，和那本擦了几十年的旧字典。老街区的人都懂，有些东西，不用喊，站在那，就是力量。
（结尾落在日常的细节，像聊天收尾）
现在我放假还去书斋，张叔还是给我倒大麦茶，杯沿的茶渍还是那样。只是偶尔，我看见他把那两张纸——拆迁通知和保留文件，拿出来，叠在一起，再放回去。阳光照在他手上的茧上，暖乎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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