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那个被风沙打磨得几乎看不清字迹的小镇纪念碑前，我总会想起老陈。
那年我二十五岁，作为地质勘探队里最年轻的队员，第一次踏入西北这片苍茫之地。我们的任务是寻找可能存在的矿脉，但连续两周的勘测毫无进展。七月的戈壁滩像烤焦的饼，烈日把每个人的嘴唇都撕开裂口。
“明天收队。”队长看着空空如也的样本箱宣布。
当晚飘起细雨，我裹着外套在营地附近踱步，忽然看见远处坡上有微光闪烁。循着光亮走去，竟是个半塌的土坯房，门楣上挂着盏锈迹斑斑的煤油灯。
“外面凉，进来喝口茶吧。”声音从屋里传来。
老陈就坐在那张磨得发亮的木桌前，七十多岁的老人，腰板挺得像白杨树。土墙上贴满发黄的地质图，手绘的等高线蜿蜒如脉搏。
“以前也干你们这行。”他斟上滚烫的茯茶，水汽氤氲了皱纹，“四十年了，很多人说这底下没东西。”
他摊开一本牛皮笔记，纸页脆得一碰就要碎。每页都密密麻麻记录着岩层数据，有些日期标注着“零下二十一度”，有些画着被风沙掩埋的标记点。
“九七年大雪封山，断粮后吃了一个月土豆。零三年探井塌方，徒手挖了八小时把仪器刨出来。”他轻抚那些字迹，像抚摸老战友的墓碑，“去年查出肺癌，医生让住院，我偷跑回来了。总得有人记住这些石头说过的话。”
我怔怔听着，茶凉在手里。他突然眼睛一亮：“明天，跟我去个地方。”
次日清晨，老陈带着把地质锤出现在营地。我们跟着他向西跋涉两小时，他停在一片毫不起眼的砾石滩，锤尖敲击某块黛色岩石：“听听这声音。”
矿石样本在仪器下绽放出奇异光斑——是高品质的多金属矿脉，恰好在我们预定勘测区边缘。
返程时他走得很慢，斜阳拉长身影。快到营地时忽然开口：“找矿就像找希望，可能挖九十九个坑都是空的，但第一百个……”他没说完，只是拍了拍我的肩。
三个月后勘探队凯旋，我再去找老陈时，土坯房已经空了。邻居说老人半月前走了，临终前把那本笔记捐给了县博物馆。
如今那座矿山每年产出百万吨矿石，碑文记载着发现者的名字：陈青山。但我知道真正的丰碑是那些泛黄纸页上永不弯曲的笔迹，是九十九次失败后依然高举的地质锤。每当我遇到看似无解的难题，总会想起戈壁滩上那盏灯——它从不过问黑夜有多长，只管亮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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