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路过街角那家老钟表店，我都会下意识加快脚步。橱窗里那些静止的表针，总让我想起弟弟生命中最后定格的下午——四点十七分。那根长长的秒针，就那样僵在那里，像一根冰冷的银钉，钉死了我后半生所有可能获得的救赎。
如果时间真能倒流，我愿用一切换回那通电话。那天是我三十岁生日宴，手机在餐桌上震动了三次。屏幕上闪烁的是“小辉”，我那个刚上大二、总为琐事找我的弟弟。宾客喧闹，香槟正酣，我掐断了来电，顺手回了短信：“在忙，晚点说。”
他再也没给我“晚点”的机会。
两小时后，母亲带着哭腔的电话撞碎了一切狂欢。小辉在学校后街为救一个跑向马路中央的孩童，被一辆失控的轿车撞倒。救护车赶到时，他已没了呼吸。警察说，事发时间，下午四点十七分。
“在忙，晚点说”——这五个字成了我余生最恶毒的诅咒。它像一柄钝刀，日日夜夜在我心口来回拉锯。我无数次瘫坐在他的房间里，对着那串再也不会亮起的号码嘶吼：我那时到底在忙什么？忙着接受那些泛泛之交的祝酒？忙着切那块甜到发腻的蛋糕？就为了那点虚无的热闹，我亲手堵死了他或许在最后时刻想向我呼救、或是仅仅想说一句“哥，生日快乐”的通道。
最残忍的臆想，是母亲红着眼眶告诉我的一件事。小辉出事前一周，曾偷偷问过她：“哥好像一直不喜欢我总烦他，我要是……变得更可靠一点，他会不会就愿意多陪我说说话？” 所以那天，他是不是本想告诉我，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？他救下了一个孩子，他成了英雄。他或许正期待着，我能终于为他骄傲一次。
可我永远错过了。我的疏忽，我的怠慢，亲手将可能存在的最后对话，变成了一场单向的、永无止境的沉默审判。这种百身莫赎的遗憾与自责，并非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，而是源于我自己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午后，所做出的那个轻率的、漫不经心的选择。它让我明白，最彻骨的痛悔，往往来自我们本可以轻易做到，却最终未能伸手挽回的瞬间。
如今，我总在下午四点十七分停下手中所有事。那凝固的一分钟里，街角钟表店的橱窗玻璃上，总会映出一张中年男人泪流满面的脸。我知道，我此生都将被困在这个指针里，赎着我永远也赎不完的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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