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北京地铁照常挤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我被人流推着上了十号线，耳机里放着雷光夏，心思早就飘到了晚上要交的稿子上。就在车门快要关上的那一瞬间，一个穿卡其色风衣的姑娘急匆匆冲进来，差点摔在我身上。
“抱歉抱歉！”她有点狼狈地稳住身子，抬头朝我笑了笑。
就那一抬头，我愣住了。
她的右脸特别好看——眼睛明亮，睫毛长长的，鼻梁挺直，嘴角还有颗小小的痣，笑起来的时候显得格外俏皮。可她的左脸，从额头到下巴，布满了深红色的疤痕，像是被火烧过，皮肤皱在一起，连眼皮都有些外翻。
她显然习惯了一瞬间的安静。只是很快收起笑容，默默退到车厢角落。
我不知怎么的，没移开目光。她的右脸太动人，左脸又太触目惊心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面拼在同一张脸上，有种说不出的冲突感。
我看着她从包里拿出本书——是帕慕克的《纯真博物馆》。巧了，我包里也正放着这本。
之后的三周，我竟然每隔两三天就会在同一时段的地铁上遇见她。她总是站在相近的车厢位置，安安静静地看书。我们从没交谈，只是互相点头笑笑，像某种默契。
有一次地铁急刹车，她手里的书飞了出去。我赶紧帮她捡起来，递回去时，终于开了口：“你也喜欢帕慕克？”
她的眼睛亮了一下：“嗯，这是他最温柔的一本。”
就着这本书，我们聊了短短五站地。她说她叫沈熹，在一家绘本工作室做美术编辑。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喜欢同一个冷门插画师，都爱吃朝阳公园附近那家贝果店的火腿乳酪款。
后来几次碰面，我们会简短地聊上几句。但始终保持着那种地铁相识的边界感，没加微信，也没问过彼此的职业和来历。就像是只存活在地铁这段时间里的朋友。
直到去年冬至那天，我照常等那班地铁，她却没出现。
后来连续一周，她都没出现。
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全名，也不知道去哪找她。那班地铁突然变得空荡又安静。
一个月后，我因为采访去了一家烧伤康复中心。在走廊里，我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侧影——是沈熹。她正蹲着给一个左脸满是疤痕的小女孩读绘本，声音温柔极了。
她抬头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随后笑了起来。依然是那张半面美好、半面伤痕的脸，却觉得格外顺眼。
“之前答应来这儿做义工，最近项目忙，就调了时间。”她主动解释道。
那天我们终于一起喝了咖啡。她告诉我，她脸上的伤痕是小时候火灾留下的，左眼视力其实也很差了。“小时候恨过，后来觉得，至少右脸还挺好看呀。”她说得轻描淡写。
我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。有时我会想，如果不是那天她冲进地铁，如果我没有注意到那本《纯真博物馆》，如果我没有鼓起勇气开口搭话——或许就错过了。
这世上有些人，初见只有半面之缘，却仿佛已经认识了很久。有些相遇像是注定，只需要一点点勇气，就能从擦肩而过，变成并肩而行。
哦对了，后来我发现，其实第一次见面那天，她冲进地铁时并没有摔倒。
她是故意撞到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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