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十六岁那年，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父亲投资失败，欠下一屁股债，从前门庭若市的景象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最让我难堪的，是父亲不得不低头，去求他曾经的下属，一个叫李国栋的人。
那天，父亲特意穿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西装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。我跟着他，走进那间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办公室。李国栋就坐在宽大的老板椅后面，没起身，只是抬了抬眼皮，用手里的钢笔指了指面前的沙发。
“老领导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他语气里的那点客气，像浮在水面上的油花，薄得一眼就能看穿。
父亲的手放在膝盖上，指节捏得发白。他一生要强，从未这样低声下气。我看着他微驼的背，听着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恳求，脸上火辣辣的，仿佛那每一句卑微的话语都是一记耳光，清脆地扇在我的脸上。办公室里的冷气很足，我却觉得浑身燥热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李国栋一直没说话，慢条斯理地泡着功夫茶。茶水注满茶杯的声音，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。最后，他推过来一张支票，数额刚好能解我家燃眉之急，然后，他笑了笑，说：“老领导，这钱不急，啥时候宽裕了再说。不过……”他话锋一转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“让你家小子周末来我公司帮帮忙吧，仓库正好缺个搬货的，一天八十，也算锻炼锻炼。”
那一刻，我猛地抬起头，撞上的是李国栋那双带着一丝戏谑和怜悯的眼睛。我瞬间明白了，这不仅仅是借钱，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羞辱。他要用我的汗水，来彻底抹去父亲最后那点残存的尊严。
父亲的身体僵了一下，喉咙滚动，最终，吐出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周末，我去了他的仓库。巨大的风扇卷着热浪，空气里弥漫着灰尘和纸箱的味道。我咬着牙，和其他几个临时工一起，把沉重的货箱搬上搬下。汗水浸透了衣服，紧紧贴在身上，肩膀很快就被磨破了皮，火辣辣地疼。中间休息时，李国栋来了，背着手，在仓库里转了一圈，经过我身边时停下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没说话，只是那眼神，我至今记得。
那大概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个夏天。每天晚上回到家，骨头都像散了架。但比身体更累的，是心里那团憋屈的火，烧得我五脏六腑都疼。我看着那张被我藏在抽屉最里面的八十块钱纸币，觉得它像烙铁一样烫手。
就是在那时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渴望在我心里疯长。我不能再让任何人用钱来衡量我的价值，更不能让我的家人再因为钱而被迫低下头颅。
往后的日子，我几乎拼了命。所有的时间都被学习和琢磨事情填满。周围的世界喧闹也好，冷清也罢，我都像一块被扔进海里的石头，只管沉默地下沉，积累。失败过很多次，也被人嘲笑过异想天开，每当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那个下午，父亲僵直的背影，和李国栋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。那口气，就这么硬生生地顶着我，走过了一年又一年。
再次听到李国栋的消息，是十年后。他的公司因为经营不善，资金链断裂，听说处境艰难。
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在一个行业论坛上，我见到了他。他老了很多，头发稀疏，眼里的精光被一种疲惫取代。他认出了我，似乎有些窘迫，寒暄了几句，言语间早已没了当年的盛气凌人。
临别时，他犹豫再三，还是开口，语气吞吐，提到了眼前的难关。
我安静地听着，心里出乎意料地平静。曾经那足以将我淹没的屈辱感，不知何时，已化作脚下坚实的土地。我没有说太多，只是在他话音落下后，点了点头。
第二天，我让助理联系了他的公司，以市场常规的方式，注入了一笔能够帮他度过难关的资金。合同条款清晰，公事公办。
我没有出面。不是因为恨，而是因为真的放下了。他曾经给我的屈辱，和我父亲当时的低头，都不再是扎在心上的刺，而是长成了我身体里的骨头。
那一刻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奋起，不是得意洋洋地站在曾经俯视你的人面前，证明自己有多强大。而是当你拥有足够力量的时候，选择的不是报复，而是平静。你甚至不需要对方的感激或忏悔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，早已与那个人无关。你只是终于，温柔地拥抱了那个十六岁时，在仓库里流着汗、咬着牙的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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