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认识林晚的时候，她正坐在城中村一个旧天台边缘，脚下是横七竖八的晾衣绳和灰蒙蒙的屋顶。风吹乱她的头发，她手里攥着一本边角磨损的《博尔赫斯诗选》，另一只手夹着快要燃尽的烟。那时我刚毕业，租住在那栋楼的二层，偶尔会在黄昏时遇见她。
她在巷子口一家叫“野渡”的小酒吧做调酒师。那地方窄得像一条缝隙，灯光永远半明半昧，播些冷门的爵士乐。别人调酒按配方来，她却凭心情。有时心血来潮，会往威士忌里点一滴苦茶，或在龙舌兰里浸一小截干辣椒。有人骂她胡闹，她却说：“酒有酒的规矩，但喝的人没有。”
熟客们都知道，林晚大学读的是金融，名校光环，履历漂亮。毕业那年，她拿了好几家投行的offer，却统统扔进垃圾桶，跑到这个破酒吧来摇杯子。家里人气得跳脚，骂她“自毁前程”。她只笑笑，说人活一世，总不能按别人的剧本演到死。
真正见识她的“不羁”，是有次酒吧里来了个傲慢的客人，指着酒单说要做一杯最经典的干马天尼，但必须严格按照他的要求来——金酒多少毫升，苦艾酒多少滴，冰块什么温度，絮絮叨叨十分钟。林晚安静听完，转身倒了一小杯白开水，推到他面前。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客人愣住。 “最极致的选择，就是没有选择。”她擦着杯子，眼皮都没抬，“您要的不是酒，是一个完全听话的世界。但抱歉，我这不提供这个。”
客人气得脸色发青，摔门而去。老板要来骂，她却先递上一张辞职信。那晚她请我喝酒，天台上的风很大，她忽然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盖一座完美监狱，砖瓦是别人的眼光，水泥是社会的规则。他们把自己关进去，还嫌窗户不够大。”
之后她消失了一阵。再听说时，她去了西北一个小镇，在小学里教语文。她给学生念聂鲁达的诗，带他们去沙地上写生字，说“风是免费的橡皮擦”。家长们觉得她不务正业，她却组织孩子用废旧报纸做雕塑，拍卖的钱买了三百本书。
去年秋天，我收到她寄来的明信片。背面是戈壁滩上一条孤零零的公路，正面她用钢笔潦草地写：“昨日教孩子们写‘自由’，他们说这个词长得就像风吹散了云。这里没有博尔赫斯，但有整片星空不肯入睡。”
我忽然想起那个天台上的傍晚。我问她是否后悔过，放弃旁人羡慕的一切。她当时掐灭烟头，笑得特别亮：“按别人的地图走，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北。就算烂在泥里，我也要是自己选的泥。”
如今我在格子间里偶尔抬头，总会想起她。这个时代太多人追求“正确”的活法，她却像一颗故意跳错节拍的音符，在规整的乐谱上淌出另一条河。或许真正的天才，从来不是符合标准答案，而是敢于定义自己的题目。
就像野地里疯长的草，从来不同园丁的剪刀商量春天。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