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认识老陈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厂里干了快三十年。那是个老牌纺织厂，从建国初期就立在那儿，机器轰鸣声里藏着几代人的生计。老陈是技术科出身，后来当了分管生产的副厂长，手指缝里都带着棉纱的味道，闭着眼睛都能听出机器运转是否正常。
2018年夏天，新来的总经理姓赵，海外留学回来的MBA。他来的第三周就提出要上“智能织造系统”，说是在德国展会上看到的，全自动化，能节省百分之六十人力。会议室里，赵总把PPT放得精彩，数据图表眼花缭乱。老陈坐在角落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等赵总说完，老陈才开口：“德国机器是好，但咱厂的棉纱原料含杂率高，他们的精密喷嘴容易堵。不如先改造现有设备，循序渐进。”他说话时手指在桌上划着，“就像老中医调方子，得一味一味来。”
赵总笑了笑，手指敲着投影幕布：“陈厂长，时代不同了。您这套慢工出细活的理论，跟不上智能制造的节奏了。”
我记得那天散会后，老陈在车间里转了很久。他摸着那些用了二十年的织机，像摸老伙计的脊背。“好东西啊，”他喃喃道，“稍加改造就能用上新工艺，非要把整头牛都换掉。”
决策会上，赵总的方案全票通过。没人敢投反对票——毕竟“降本增效”是总部的指示，谁敢挡路？老陈那张反对票孤零零地被记录在案，像个不合时宜的注脚。
新设备运来的那天，全厂都跑去看热闹。不锈钢外壳锃亮，控制屏上跳着英文代码。但安装完不到一周就出了问题——德国机器识别不了本地棉花中的细小杂质，频频停机。产量反而比原来降了三成。
更糟的是，为了筹钱买新设备，厂里把老机器都当废铁卖了。那些机器虽然老，却都是经过改良的，如今想恢复生产都没可能。车间突然安静得吓人，工人们守着动不了的新机器，像守着华丽的棺材。
厂子撑了半年终于停产整顿。裁员那天，老陈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。他把我叫到跟前，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，里面全是零件：“这是我这几年根据咱厂情况改装的配件，本来今年想试试的……”他没再说下去。
后来听说赵总调回了集团总部，临走前还说这是“转型阵痛”。而老陈退休后去了乡镇企业当顾问，用那些“土法子”帮小厂子起死回生。有次我去看他，他正蹲在车间里改装设备，满手油污。
“您说，当初要是用了您的方案……”我忍不住问。
老陈直起腰来，用棉纱擦着手：“好东西不是买来的，是养出来的。就像养花，你不能把根拔了换个花瓶。”他指着正在运转的机器，“这些设备加起来不到德国机的十分之一价钱，但最懂咱们的棉花。”
窗外，工人们正忙着装箱发货。老陈轻声说：“有时候我在想，我们犯的不是技术错误，是忘了自己的土地适合种什么庄稼。”他笑了笑，眼角皱纹像织机上的经纬线。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所谓败材伤锦，伤的何止是布料，更是那些经年累月织就的经验与智慧。真正的进步，从来不是用金锄头刨掉所有的秧苗，而是知道哪棵苗能在自己的田里长出最好的庄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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