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整理旧物，我从箱底翻出一本墨绿色封皮的日记。纸张脆黄，字迹是二十年前自己工工整整的蓝黑墨水。翻到某一页，上面用红笔重重写着：“切记！明日开始，新生活！”
我哑然失笑。这誓言，昨日仿佛还在舌尖滚烫。
我们小镇东头有家老理发店，师傅姓陈。陈师傅剃了四十年头，闭着眼都能画出最标准的“一边倒”。店里的躺椅吱呀了四十年，热水瓶是铁皮掉了漆的，连镜子里的水银都花了边。镇上的老人都认他，说他手艺稳。
我父亲就是他的忠实主顾。每月三号雷打不动地去，剃一模一样的发型，连耳后刮痧的力度都要求不增不减。我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做了几年设计，回老家看他，忍不住劝：“爸，试试新开的造型工作室？烫个发根显年轻。”
他坐在陈师傅那张吱呀响的躺椅上，透过镜子看我，眼神安详得像一口古井。“不了，习惯了，挺好。”
那“挺好”二字，像两把锁。
陈师傅的儿子小陈师傅不这么想。他从省城学艺归来，憋着劲要改革。买了可升降的豪华理发椅，添置了嗡嗡作响的飞利浦电推剪，甚至印了一沓时尚发型图册。
老人们围看新鲜，却没人敢坐那把新椅子。他们依旧认准那把吱呀响的旧躺椅，认准推剪接触头皮时那熟悉的、轻微的撕扯感。那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仪式感，仿佛改变了任何一丝一毫，头颅就不足以被称之为头颅。
小陈师傅的图册落了灰。
改变发生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三。老陈师傅急性阑尾炎住院了。店门却没关，小陈师傅撑起了门面。
老主顾们来了，在门口踱步，看着明晃晃的新椅子和闪着金属寒光的新推剪，像看着一头陌生的怪兽。最后，他们叹了口气，摇摇头走了。
我父亲那天在家坐立不安，仿佛每月三号这枚齿轮错了位，他整个人生机器的运转都卡了壳。他围着院子转了第三圈时，我堵住他。
“爸，陈师傅病了，你就试试别的店吧。”
他眉头拧成疙瘩：“别人不懂我的习惯。后颈的头发茬，得用热毛巾敷一会儿再刮，不然我睡不着。鬓角不能太短，不然戴帽子硌得慌。这些，新来的哪懂？”
“你可以告诉他啊。”
“那多麻烦……”他下意识地回绝，仿佛适应一个新环境所需的寥寥数语，比忍受一个月的不适更耗心神。
我忽然明白了那本日记里那句苍白誓言的命运。我们并非甘于平庸，而是恐惧改变所需的付出，哪怕那付出微不足道。我们给自己编织了一张舒适的网，躺卧其中，并美其名曰“习惯”。时间久了，网成了茧，我们从抗拒挣扎，到最后，竟爱上了这束缚。
那天下午，我几乎是生拉硬拽，把父亲按进了城里一家窗明几净的发型屋。
年轻的设计总监耐心听完父亲所有“习惯”和要求，甚至拿本子记了两笔。洗头时按摩了肩颈，刮脸前热毛巾敷得恰到好处。最后吹完发型，父亲对着镜子左照右照，嘴角慢慢绷不住，咧开了。
“嘿……是挺精神。”
走出店门，夕阳在他新剪的头发上镀了一层金边。他步子似乎都轻快了些。晚上，他居然没失眠。
昨天我去看老陈师傅，他已康复，店又开了。但那把吱呀响的旧躺椅前，只剩下几位更老的主顾。小陈师傅的新椅子前，倒开始需要排队了。我父亲，也成了队伍中的一员。
我看见小陈师傅给我父亲围上围布，动作利落而自信。阳光透过新擦的玻璃窗照进来，灰尘在光柱里跳舞，落在旧工具和新工具上，一同闪着光。
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所谓“安常习故”，或许并非习惯本身有多强大，而是我们缺少一个推力，一把将自己拔出旧泥潭的力气，甚至，只是一个率先坐上新椅子的人。
老店没死，它只是，终于换了一种活法。而习惯的束缚，像一根老皮筋，绷得太久，换了个方向，居然弹出了新的生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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