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夜的市一院，只有急诊楼的灯还亮着，像只不眠的眼睛。老陈推着手推车，停在后勤楼后的焚烧炉旁。炉口还冒着余烟，一股混合着塑胶和纸张燃烧后的焦糊味，钻进鼻腔里有点刺痒。他戴着帆布手套，开始清理炉底的残渣——都是些医院的废纸、一次性器械，还有没烧透的病历纸。
铁耙扒拉的时候，一张带着黑边的纸片卡住了。老陈蹲下来，用钳子夹出来。是张病历，大部分已经烧成灰黑的卷边，只有右上角一小块还留着白色，上面印着“住院病历”的抬头，还有半行模糊的字迹：“患者：李建国，男，68岁……诊断：肺腺癌Ⅳ期……”
老陈的手顿了一下。李建国？他有点印象，去年冬天，肿瘤科的那个倔老头。
他记得李建国总穿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，病房里总摆着个搪瓷缸，缸沿磕掉了一块瓷。家属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每天中午提个保温桶来，里面是熬得黏糊的小米粥，她说“我爸就好这口，年轻时候在部队里落下的毛病”。
病历上的炭痕又往下蔓延了点，老陈凑到路灯下看，借着昏黄的光，辨认出“家属拒绝放化疗，要求……”后面的字被烧没了，只剩个“求”字的残笔。他想起那时肿瘤科的王医生，红着眼劝家属：“阿姨，现在还有靶向药临床试验，试试吧！”家属却摇头，说老头自己的意思，“他就想清静点，不想遭那个罪了。”
再往下，病历的边缘只剩焦黑的碎屑，老陈用指尖小心翼翼地捻开一点，露出一行更浅的字迹，像是铅笔写的，被火燎得发皱：“12月3日，患者清醒时说，想……见孙子，照片……”后面的字彻底没了。
老陈的鼻子有点酸。他记得那个下雪的早晨，李建国的病房空了。家属来办手续，眼圈红肿，却塞给护士一袋橘子，说“我爸说，麻烦你们了，这橘子甜，你们尝尝”。护士后来跟老陈念叨，说李大爷走的时候很平静，手里还攥着孙子的照片，是家属偷偷塞进去的。
焚烧炉的余温透过手套传来，老陈把那张未燃尽的病历，轻轻放进推车里的垃圾袋。纸页上的炭痕，像一道没愈合的伤口，又像一个被时光烧剩下的句号。他想起医院里每天来来往往的人，有人带着希望来，有人揣着遗憾走，而这些病历，本是要把所有的痛苦、挣扎、爱与不舍都烧成灰烬的，可总有那么一点，倔强地留下来，在某个深夜，被一双旧手套拾起，重新露出生命的余温。
夜风又吹过来，带着炉灰的味道。老陈推着车往回走，急诊楼的灯光在他身后拉长，那些未说尽的故事，就藏在这张焦黑的纸片里，和无数个深夜的医院一样，沉默，却又滚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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